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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小丸工具箱厚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小丸工具箱厚黑他年轻时英武进取小丸工具箱厚黑，文治武功都达到了巅峰，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汉书》的作者班固评价他说，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修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然而，在这位雄主的身上，缺点与优点显得同样突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十分深刻地指出，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把他犯的错误和秦始皇相提并论。作为国家至高无上的君主，在权力这个倍增器的作用之下，其个人的一言一行会被无限放大，从而对整个国家产生或正面、或负面的巨大影响，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倍增器”效应，在武帝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汉武中兴，固然开创了一代盛世，却也为西汉后期的衰亡埋下了种子。
巫蛊之祸，就是武帝在晚年时期犯下的一个巨大错误，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可谓十分深远。而要讲好这个故事，我们得先从一个小人物开始。
这个小人物，名叫江充。
一、江充出世
江充，本名江齐，是赵国邯郸人氏。
这个赵国，虽然地理空间和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处于同一位置，但是政治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汉朝天子分封给刘姓皇族的封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除了周朝的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郡县制，军政大权统一掌握在朝廷手中，“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开一代先河，并延续长达两千多年。汉高祖刘邦推翻秦朝统治建立汉朝以后，分封刘姓子弟亲戚为诸侯王以拱卫中央，部分恢复了周朝旧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开了历史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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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齐出身草根，却和《红与黑》里的于连一样，怀揣着跻身上流社会、坐拥荣华富贵的梦想。有这样的梦想没有错，才学之士通过自身努力，也完全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从而进入统治阶层。比如和江充同时代的朱买臣，出身贫寒，在能力和机遇的双重作用下得到武帝赏识，位列九卿，就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励志故事。江齐和朱买臣相比，追求富贵的野心相同，道路选择却完全不同，朱买臣的道路叫“攀登”，他选择的道路，叫“攀附”。
看似柔弱无力的藤蔓，一旦缠上了高大挺拔的树木，就会展现出自己狰狞的一面。它紧紧贴住对方，用尽气力向上攀爬。树木的枝桠伸向哪里，它就缠向哪里，它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树木紧紧捆在一起，同进不同退，共荣不共枯，它不断从树木中吸取养分，阻断树木经脉，当树木不堪重负被纠缠至死时，它的触须，又悄悄地伸向另一棵树木。
攀附者的心理，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心理。在他看来，任何人都可以简单的区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种，有用者，或者是他的帮凶爪牙，或者是他晋身的阶梯，无用者，在他眼中没有立锥之地。而所谓的有用和无用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形势的变化，有用可能沦为无用，无用也未必不能转化为有用。总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工具。
江齐胃口很大，心情也十分迫切，他不满足于一步步慢慢来，这样太耗费时间了，他等不起，所以一出手就瞄准了赵国的最高统治者：赵王刘彭祖及其太子刘丹。江齐本人高大魁梧，长得也是一表人才，气质上佳，从外表上来看俨然是一个浊世翩翩佳公子，他更有一个妹妹，容貌姿色十分出众，兼之能歌善舞，被刘丹收作夫人。
江齐妹妹怎样嫁入豪门，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是从江齐本人的行事做派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其中起了相当的作用，甚至可以大胆猜测，就是他把妹妹推荐给刘丹的。纵观整个汉代，靠裙带关系上位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不说，宫廷乐师李延年就是因为把亲妹妹李夫人推荐给武帝，从而整个家族一步登天，由倡优而成豪族，其兄长李广利更成为权倾一时的“贰师将军”，真可谓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江齐看在眼里，不知道有多少羡慕嫉妒恨，既然家里有一个不逊色于李夫人的妹妹，条件如此得天独厚，不好好利用，岂非可惜？
靠着妹妹的关系，江齐一跃而成为赵王刘彭祖眼中的大红人、座上宾。
刘彭祖是汉景帝第八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哥哥。这人人品十分卑劣，为人奸诈，巧言令色，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武帝时代，诸侯王的权力已受到极大的限制，身边的相国和二千石级别的官员，都由中央政府委派任命，以对诸侯王起到监视和牵制作用。根据史料记载，每当有新的相国和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到赵国上任，刘彭祖就身着黑衣扮作奴仆，亲自出迎，先用花言巧语赢得对方信任，又设置各种圈套引诱对方上当，如果对方言语失当或者触犯了朝廷禁忌，刘彭祖就将此人言行记录下来，作为要挟对方的筹码：要么小丸工具箱厚黑你跟我一起干坏事，要么你就坐牢去吧。此人心思狠毒，可见一斑。而江齐居然能够成为此人的心腹，一方面说明了他为人行事八面玲珑，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什么菜吃什么饭，的确有两把刷子，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先前的判断，他把自己的妹妹当做攀附豪门的工具，实在也不是什么善类。
攀附上赵王，只是江齐计划中的第一步，他的理想和抱负远远不止如此。在和刘彭祖、刘丹的交往过程中，他从厚黑学大师刘彭祖身上学到了坑蒙拐骗等各种鲜活生动的险恶手段，又通过各种或公开或隐秘的渠道逐渐掌握了王府中大量的阴私秘密，这些阴私秘密被他牢牢地抓在手中，引而不发，只待合适的时机点燃。
不过，刘丹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时间一长，他心里就怎么想怎么不对劲：这位大舅哥知道我这么多秘密，不会哪天就把我给出卖了吧？人心隔肚皮，这年头，谁能信得过谁呢？要确保自己做的那些不法之事不泄露出去，万无一失的做法就是先下手为强。思前想后，他决定对江齐动手。
自信满满的江齐没有想到纨绔子弟刘丹竟然会抢在他前面撕破脸皮采取行动，而此时他也没有任何能力和资本与之对抗。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狡猾如狐狸的他及时嗅出了危险的气息，在间不容发之际逃过了刘丹的追捕，隐入人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刘丹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他精心筹划，周密布置，本以为小小一个草民，定然是手到擒来毫不费事，没想到此人深藏不露，居然能在他一手遮天的地方从容遁走，在这赵国境内，还有他抓不到的人，办不到的事！对江齐个人的愤怒化为对他整个家族的报复，他下令，将江充全家满门抄斩。
权力使人疯狂，绝对的权力使人陷入绝对的疯狂。利令智昏之下，刘丹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把自己彻底推向了江齐的对立面，事实证明，他将为这一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
江齐也充满了愤怒。他小心翼翼隐匿行迹，一路向西，目标长安。从这天开始，他不再是江齐，而是江充。
二、朝廷心腹
弃市，是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词。在闹市将犯人处死并暴尸街头，“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可对普通民众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所以从商周开始，弃市之刑一直都是统治阶级“死刑工具箱”里最重要的选项之一。刘丹追捕江充不得，将其父兄弃市，说明他对江充的愤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暴露出他心底无以名状的巨大恐慌。
就算是皇帝杀人，也总要找个由头的，江充即便掌握了刘丹的秘密，毕竟此时还没有发动，正如唐僧所言，“悟空他要吃我，只不过是一个构思，还没有成为事实，你又没有证据，他又何罪之有呢?”抓不到江充，杀父兄泄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是明智的选择，甚至可算是极为失败的决策。
在向长安逃亡的路途上，江充的心情想必十分复杂。西去长安，进入最高权力中心，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只不过在他的原计划里，西行之路不该如此仓皇和突然。回过头看看，成败得失，居然都在转瞬之间，在等级、身份、权力所形成的巨大鸿沟之下，他的命运只能任凭别人主宰，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的手中没有权力。这个世界上，一切俱是虚妄无常，只有权力永恒！西出函谷关后，他改名江充，“充，满也”（《广雅》），充满全身的，是复仇的火焰，高涨的斗志，还有对权力的渴望。
进入长安以后，他片刻不停，直接“诣阙”，向汉武帝告御状。
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的风险极大。毕竟，刘丹是武帝的亲侄子，所谓的皇亲国戚，弄个不好，江充告状不成，反而引火烧身，正如后世明朝初年叶伯巨向朱元璋上书力陈分封之危害，被老朱以“离间骨肉”的罪名下狱处死一样。而实际上，江充对当时的政治生态和武帝的心理状态把握得十分精准到位，他的出手，既是在成熟考虑之后的慎重决策，也是在当时情形之下的唯一选择。至于风险，不能说完全没有，然而要获得功名利禄，要为父兄妹妹报仇，又岂能一点风险都不冒？
他状告刘丹的罪名有三条：
第一，和“同产姊”，即亲姐姐通奸乱伦；
第二，在赵王刘彭祖后宫淫乱；
第三，与封国中的豪强之徒来往密切，狼狈为奸，无人能够禁止。
第一、第二条倒也罢了，刘姓皇族之中，风流成性的遍地都是，败坏纲常的也不是没有，这种罪名充其量只能算是道德上的瑕疵，根本不会被武帝看在眼里。
第三条就不一样了。作为赵国的太子，你在封国里不好好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却和本国内的豪强大族交通往来，是何居心用意？难道是要造反么？
作为一代雄主，武帝生平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两件，一是挑战他的权威，二是危害他的统治。江充的告状信点到即止，却正好击中了猜忌心极强的武帝心中那决不允许任何人触碰的禁地。
《韩非子·说难》有言：“夫龙之为虫也，可扰押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果不其然，武帝见信大怒，当即下诏派兵，将刘丹抓捕入狱，本来要处以死刑，在刘彭祖的百般哀求之下，废去其太子之位，永世不得翻身。
江充赌赢了。
武帝也对告御状的江充产生了兴趣，他下诏，在犬台宫召见江充。
江充明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靠着刘丹这棵树向上攀附，虽然中间遇到波折，毕竟笑到了最后。现在，另一棵比刘丹粗壮百倍的大树在向他招手，只要攀附上这棵大树，紧紧地将其缠牢，那些功名、富贵、权势，尤其是权势，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
《汉书·江充传》中详细记录了这次召对的情形：江充向武帝提出，希望身着日常所穿戴的衣服帽子觐见，武帝心情很好，“许之”。江充“衣纱縠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纚步摇冠，飞翮之缨”，武帝见江充高大魁梧、相貌堂堂，不禁暗暗称奇，对左右说道：“燕赵之地，真是多奇人异士啊。”召江充上前，和他讨论天下大事，江充应对得体有方，武帝十分高兴。江充自请出使匈奴，武帝问他出使后有何方略，江充回答：“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豫图。”
真是一次教科书式、堪称完美的面试！面试之前提出不寻常的要求，引起面试官的兴趣；面试之初以服装和相貌先声夺人，吸引面试官的眼球；面试过程中凭借本身的才学赢得面试官的欣赏；面试的最后，主动请缨为面试官解决当下最为棘手的难题，使得面试官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感——展现在武帝面前的，是一个风度翩翩、仪表端庄、头脑冷静、思路清晰、才学渊博、敢于担当的顶尖人才，是武帝最需要的国之干城！
武帝当即任命江充为出使匈奴的使者。
江充也顺利完成了任务。回京之后，他被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
直指绣衣使者，平时身穿绣衣，直接受皇帝派遣，向皇帝负责，奉行“捕盗”、“治狱”等特殊使命，同时负责监察官员和王公贵戚的违制行为，又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可以诛杀各地官员，其职能颇类似于后世明朝的锦衣卫北镇抚司，级别不高，权力极大。
江充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政治舞台。
他成为了朝廷心腹。
三、巫蛊之源
中国巫术源远流长。商代的甲骨，就是巫师占卜所使用的工具，殷墟出土甲骨15万余片，充分说明了我国先民们对巫术的崇拜。那时，巫师和巫术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唯一桥梁，地位十分崇高。
秦汉以后，巫师地位不断下降。尤其是从武帝时代开始，由于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巫从国家祭祀活动中被排挤出来，彻底沦落为民间的鬼神信仰。但是，在民间肥沃的土壤上，巫术反而茁壮成长，竟然发展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巫祝成为一种职业，巫术也变成了谋生的手段。西汉《盐铁论》一书中记载，“街巷有巫，闾里有祝”，是对当时巫术应用范围之广的生动描述。
而我们要说的“巫蛊”，则是巫术之中最为恶毒阴险的一种黑巫术，是巫师用邪术加害于人的一种手段。具体来说，是用桐木削成仇人的形象（人偶），然后在桐木人上插铁针，埋入地下，以恶语诅咒，据说可以起到伤害仇人的作用。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有一段十分深刻的论述：“盖物之败坏曰蛊，人之惑乱亦曰蛊。物之败坏，虫实使之，人之惑乱，甚至丧亡，亦必有使之然者，故巫以术贼害人亦曰蛊。”所谓“必有使之然者”，并非在巫蛊之术本身，而在于人心不古，民风丧乱，是非颠倒，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相互攻讦构陷，无时无刻不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所谓的巫蛊，实则是莫测的人心所开出的恶之花。
文帝、景帝喜用黄老之术，推崇无为而治，轻徭薄役，与民生息，对匈奴主要采取和亲政策，班固对此评价道：“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这虽然带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是这一时期经济得到发展，整个社会基本处于和谐稳定的状态，则是可以肯定的。武帝时期，连年对匈奴用兵，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无数汉家子弟沙场捐躯，“一将功成万骨枯”，客观上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武帝本人晚年迷信神仙方士，且专断独行、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对待臣下法度严苛，动辄杀人，朝廷上下惶惶然不可终日。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使得社会风气急速转变，各地盗贼蜂起，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的前夜。《资治通鉴·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天汉二年条记载：“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二千石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轻犯法；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这种情形，在文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巫蛊之祸的发生，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这一年武帝二十七岁，他和皇后陈氏（武帝姑姑馆陶长公主之女，亦即传说中“金屋藏娇”的女主陈阿娇）的婚姻也走到了第十一年。武帝和陈氏的结合本来就是一桩政治婚姻，再加上陈皇后性格骄横善妒、没有子嗣，武帝对她也越来越没有感觉。此时，在武帝跟前最受宠爱的是卫子夫，陈皇后长时间受到冷落，又见卫子夫专宠于前，心里自然打翻了醋瓶子，直溜溜地冒酸水。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男人，她情急之下居然请来女巫楚服，悄悄在宫中行巫蛊之术，武帝发觉后大怒，命令酷吏张汤处理此案，《汉书·外戚传》载，“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陈氏被废掉皇后之位，退居长门宫，数年之后，怏怏而逝。
这是巫蛊之祸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在这次亮相中，武帝刘彻以他的雷霆之怒和杀伐果断的处置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他对巫蛊的“零容忍”态度。
当然，也有人说巫蛊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武帝的真实用意是打击以窦太主（即馆陶长公主，景帝的姐姐、陈皇后的母亲、武帝的姑母刘嫖）为核心的外戚集团。在早年的宫廷斗争中，武帝虽然依仗刘嫖的大力支持而登上了帝位，但是其执政以后对外戚势力始终抱有警戒之心，一直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面笼络一面抑制，抑制的力度大于笼络和利用的力度。所谓陈皇后的巫蛊之祸，不过是他抑制外戚的帝王之术而已。
历史的真相，早就淹没在两千多年的烟尘之中，后人只能根据史书记载的一鳞半爪，妄自揣测。
世事变幻，如白云苍狗。陈氏被废，卫子夫立为皇后，她为武帝所生的长子刘据在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卫子夫同母异父的弟弟卫青因为征伐匈奴有功，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候，卫青三个儿子在襁褓中就封为侯爵；卫子夫大姐卫君孺的丈夫公孙贺是武帝第十一任丞相，儿子公孙敬声为太仆；卫子夫二姐卫少儿，有一个儿子叫做霍去病，霍去病跟随舅舅卫青征伐匈奴，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卫氏一族权倾朝野。
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征和元年（前92年），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
废后陈氏在霸陵边的陵墓，墓木如拱。
此时，卫青、霍去病已去世多年，卫子夫年老色衰，在武帝心中的地位日渐衰退，卫氏家族的权势大不如前。武帝步入老年，对周围人的猜忌一日多过一日。到了这一年的冬天，一桩泼天的祸事降临到了卫子夫的姐夫、太子刘据的姨夫、丞相公孙贺头上。
公孙贺原来是一员武将，数次立有军功。武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公孙贺就担任太子舍人一职，应该说是武帝的心腹之人，武帝即位以后，他升任太仆，位列九卿。公孙贺的妻子卫君孺，是皇后卫子夫的大姐，这样算起来，他和武帝还是连襟，靠着这层关系，武帝对他信任有加，十分器重。公孙贺曾经多次跟随卫青出征，到太初二年（前103年），时任丞相石庆去世，武帝任命公孙贺接替石庆登上相位，由此达到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
武帝时期，丞相是一个高风险岗位。公孙贺之前有十人曾经担任过丞相一职，其中窦婴弃市，田蚡暴毙，李蔡、庄青翟、赵周自杀，非正常死亡率高达50%，石庆一生谨小慎微，虽然得以善终，但也经常受到武帝的责备。
公孙贺政治敏锐性很强，对武帝、对自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武帝现在是很信任自己，可是之前非正常死亡的五位丞相，哪个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受到武帝的信任呢？他只是一个武人，没有经世治国之才，也不想卷入到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可是此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
接到任命诏书的时候，公孙贺坚决不肯接受丞相印绶，他五体投地痛哭流涕，连连磕头顿首，哀声对武帝说：“微臣本来是乡下来的小子，没有什么本事，靠着有些骑马射箭的本领，蒙陛下不弃才担任官职，哪里能够承担丞相的重任！”
然而诏书已下，又岂能随意撤回？况且在武帝看来，公孙贺此举只不过是在表现人臣的谦退之礼而已，他心里默默赞叹爱卿果然有古大臣之风，却哪里明白对方心里的难言之隐。
无奈之下，公孙贺只得接过诏书。出得门来，他又是担忧、又是感慨地对左右说：“主上英明神武，我的能力太差，恐怕担负不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以后看来要危险了啊。”
一语成谶。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谓“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盛到极致处，则必转为衰亡。公孙贺在武帝格外照顾之下，安安稳稳地做了十余年太平宰相，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他原来太仆的职位，父子并居公卿，可谓是荣宠已极。公孙贺自认为吸取了前任几位丞相的教训，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总算没有犯太大的过错，没想到儿子不争气，仗着自己是皇后的外甥，胡作非为胆大包天，竟然挪用了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
一千九百万钱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姑且以黄金价格进行换算。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换算也是十分粗略的，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概念上的了解。历史学家陈直在《居延汉简研究》中得出结论，汉代边郡黄金，每两合1347钱，汉代一两相当于现代的15.6克，也就是说汉代每克黄金是86.3钱，而目前黄金价格大约为每克30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汉代的一钱，约合人民币3.5元左右，那么一千九百万钱，也就约合人民币6650万元。
多乎哉？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和今天的某些巨贪相比，实在不能算多。然而，挪用军费毕竟是重罪，事情败露之后，公孙敬声当即被捕下狱。
儿女是爹娘的心头肉，公孙敬声坐进了班房，当丞相的老爹心急如焚。儿子虽然干了不法之事，可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可是挪用军费证据确凿，公孙贺脸皮再厚，也不敢到武帝跟前求情。正在焦头烂额之际，公孙贺忽然想到了一个将功赎罪的办法。
原来，朝廷当时正在通缉一个名叫朱安世的人。这朱安世号称“大侠”，从其言行举止来看，最多也就是黑社会头子的水平，离郭解、朱家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入太史公《游侠列传》的当世侠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史书里没有记载朝廷追捕朱安世的原因，但是从连武帝都欲除之而后快的情况来看，其违法犯罪的性质必然十分严重。公孙贺于是向武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抓捕朱安世，以替公孙敬声赎罪。
看在连襟的份上，武帝同意了公孙贺的请求，而公孙贺不知道用了什么奇招，竟然真的将朱安世抓捕归案了。公孙贺踌躇满志，以为这下子安全了，没想到这位朱大侠也不是好惹的，他虽然只是一介平民，却不怎么把公孙贺放在眼里，被捕之后好整以暇地笑道：“丞相大人，您可要祸及全族了啊。”
公孙贺看着朱安世，心中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果然，朱安世在监狱里向武帝写了一封告状信。
又是告状信。让赵国太子刘丹身败名裂的，正是江充的一封告状信。
这封告状信里主要讲了两个内容：第一，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第二，公孙敬声使人行巫蛊之术，趁武帝前往甘泉宫的时候，在皇帝专用的驰道边埋下偶人，用恶语诅咒武帝。
武帝手持朱安世的告状信，不由得浑身颤抖，怒火不可抑制地升腾。他讲竹简重重地抛在地下，咆哮声在空旷的殿堂里回响。
朕对你公孙家不薄，赐予你们荣华富贵，将你们视作最亲近之人，你们为什么要以如此恶毒的手法来诅咒朕？天下人皆可负朕，只有你公孙家不可以！
你们难道忘记三十九年前废后陈氏的下场了吗？
震怒之下，武帝下诏将公孙父子一起下狱，在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长安城滴水成冰的寒冷天气里，公孙贺、公孙敬声死于狱中，公孙氏全家族灭。
闰正月，受到牵连的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卫青长子、袭爵长平侯的卫伉也被诛杀（卫伉本来受封宜春侯，后来因事失去爵位，卫青去世之后，他承袭了卫青的长平侯爵位）。
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由此拉开大幕。
其实细细考究，此案有几个地方十分可疑。
第一，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这等宫闱秘事，作为一介平民的朱安世是如何得知的？如果说是因为公主周围的宫人泄密，那么为何其他人都不知道，独独朱安世知道？
第二，公孙贺是武帝旧人，他应当十分清楚陈皇后因巫蛊案被废一事，也应当知道行巫蛊之术可能带来的后果，在明知会带来滔天大祸的情况之下，他们为什么还会去做如此愚蠢之事？
第三，朱安世在狱中，是如何得到书写工具的？他的告状信又是如何辗转腾挪到武帝手中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行巫蛊之术的动机是什么？能够为公孙一族带来什么好处？
因此，菜园子高度怀疑，此案系有人栽赃陷害，而陷害的动机，则是争夺储位。
彤云密布的长安城，杀机四伏。
四、变生肘腋
汉武帝对神仙和长生不死之术的狂热追求，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在这点上他和始皇帝嬴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太史公《史记·孝武本纪》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其后更是通篇记载了武帝与方士交往、求仙问道的各种事迹，而对其毕生文治武功却几乎不著一字，其背后用意，颇令人玩味。
作为自然界的生物，人对死亡有着本能的恐惧心理。作为君临天下唯我独尊、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和资源的君王，却要和普通人一样面对死神的终极裁决，这让他们在考虑自身的生死问题时更加容易滋生出无力感和虚弱感——朕可以掌控天下，为何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死？——这种感觉促使他们不顾一切地追求所谓的不死秘术，即使他们十分清楚这种追求如镜花水月，也要像将溺死之人紧紧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永不言弃。
征和二年，武帝已进入人生的黄昏。多年来，在以超出常人的精力治理国家、布国威于四方的同时，他始终没有停下追逐长生的脚步。他相信仙人的存在，也相信只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自己一定会得到仙人垂青，实现长生的梦想。
可是随着年岁增长，身体还是不可抑制地一天天虚弱下去，传说中的仙人还只是传说。
多年来劳而无功，武帝十分愤怒，愤怒的情绪加上日渐衰弱的精神，使他产生了奇怪的想法：有人想要害他。这种被害妄想症时时纠缠着他，让他一刻不得安宁。
与此同时，在武帝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下，京师长安的氛围也发生着十分微妙的变化，各式各样的骗子、赌徒、神棍、政治投机分子纷纷向长安聚集。他们声称自己见过神仙，或者拥有长生不死的仙方，或者有役使神鬼的力量，一时之间，长安城中神巫遍地走，方士不如狗，这些旁门左道之士装神弄鬼，把京师搞得混乱不堪，妖气冲天。
宫里也不是世外桃源。武帝后宫人数庞大，婕妤、昭容、美人……诸般妃嫔为了得到武帝的宠爱明争暗斗。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三十多年前的陈年往事，他们毫无顾忌地和女巫勾结，在屋中埋入人偶祭祀，所行的正是最为恶毒的巫蛊之术。这无疑触动了武帝敏感的神经，在被害妄想症的同时作用下，他大袖一挥，数百颗人头纷纷落地。
在这种十分恶劣的生态环境里，武帝心绪不宁、神思恍惚。有一天，他在午睡的时候梦见有数千木人围绕着他，这些木人手中握着棍子，高高举起，一齐向他打来。他惊惧而起，竟生起病来。
作为一个年近七十岁的老年人，生病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在某些阴谋家的眼里，疾病也可以成为用来攻击他人的武器。菜园子在本文一开头就提到、且用了两小节篇幅来介绍的江充大人这时跳了出来，他向武帝进言：陛下之疾，在巫蛊。
这一招十分大胆，也十分阴险。
如果武帝还有年轻时的明辨是非、英武决断之力，自然能看出江充所说的是一派胡言，那么随便给他治一个妄言欺君之罪，江充难逃一死。
既然“巫蛊”是武帝心中最为禁忌的部分，那么江充硬要把巫蛊和武帝所患的疾病联系在一起，用心就显得极其之险恶了。难道他不知道在“巫蛊”的罪名之下，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横遭屠戮？
江充的这一举动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极疯狂的冒险家和政治赌徒，这样的人一旦掌权得势，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
十分可惜的是，江充又一次赌赢了。
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史书记载，江充眼见武帝年老，害怕武帝去世、太子刘据登基为帝之后会对他不利，所以提前采取行动，故意把祸水引向太子，让太子失去继承帝位的机会，以保证自身安全。后世也有人分析，江充此举就是为了复仇，是平民阶级向贵族阶级的复仇。
第一种是传统的史家观点，也符合人的一般心理状态，第二种则把江充看做一个具有悲剧气质的英雄人物，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文学色彩。
所以菜园子还是倾向于传统观点。
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武帝和太子、江充和太子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理解他们此后各自的行为动机。
太子刘据元朔元年（前128年）出生，到征和二年已经三十七岁。他是武帝的嫡长子，出生以后，武帝对他十分喜爱，为他遍请饱学鸿儒，悉心教育。太子二十岁行冠礼之后，武帝为太子专门修建博望苑，“使通宾客”，一直把他当做未来的接班人来培养。太子长大以后，性格仁恕温谨，与武帝相差很大，再加上这时后宫嫔妃又为武帝生下了四个儿子，皇后卫子夫色衰爱弛，武帝对太子的爱意无形之中降低了不少，皇后和太子经常有不自安之意。
围绕着武帝和太子，分别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官僚集团。武帝用法严苛，太子为人宽厚，因此“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纵使父子之情仍在，两个集团政见的不同必然引起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攻讦。武帝年老之后，独居甘泉宫，与皇后、太子绝少相见，客观上也为部分别有用心之人离间父子关系创造了很多机会。不过总的来说，武帝对太子还是信任的，也没有产生易储的想法。
因此在巫蛊之祸发生之前，武帝和太子的关系，谈不上有多亲密无间，但也还相安无事。
江充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了。江充担任绣衣使者时，执法严格，不畏权贵（当然我们知道江充这所谓的刚正不阿其实也是他做给武帝看的，因为武帝喜欢嘛，以江充的情商智商，做起来自然得很）。有一次江充发现太子家人乘坐马车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行驶，当场将其拿下，并将车马充公。太子知道后，派人专门找到江充求情，希望他能网开一面：“我并非珍惜车马，而是实在不想让父皇知道此事，认为我御下无方，请江君您宽大为怀！”没想到江充油盐不进，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仍据实上禀武帝，受到了武帝的褒奖：“做大臣的就该如此！”由此，江充和太子结下了梁子。
闲话少说。江充向武帝进言之后，武帝果然信以为真，他立即下令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巫蛊之事进行彻底调查。调查组的组长为江充，成员为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太监）苏文，另外还有胡巫若干，兵士若干。
江充是一个杰出的战术家。他明明要去陷害太子，却不直接向太子开刀，而是先从外围开始操作，这样既可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避免引起武帝的疑心，又能够为后面的大戏做好铺垫，显得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他带领调查组成员，在长安城中掘地三尺、处处开花，挖出了不少人偶，再将相应人犯抓捕归案，有拒不认罪的，则以烧铁钳灼，施以酷刑，屈打成招。他故意把声势做得极为浩大，因为声势越大，他针对太子的真实目的就隐藏得越好。他发动老百姓相互告状揭发，使得城内的白色恐怖气氛臻于极致，人们的恐慌情绪被推向高潮，为了不被他人诬陷告发，只能先去诬陷告发他人。于是，每天都有人偶被挖出，有巫蛊祝诅者被诛杀，因此而死的，前后竟然达到数万人之多！
江充为祸之烈，为害之甚，可见一斑。为了一己之私利而陷数万百姓于死地，江充可谓民贼。
在江充的计划里，这只是开始，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宫里。
很快，他向武帝汇报了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和辉煌战绩：巫蛊之事的确存在，臣先前所言非虚。而且，根据臣属下望气之人的报告，宫中亦有蛊气！望陛下允许臣等追查到底，以绝后患！
武帝袍袖一挥，照准。
于是，联合调查组正式进驻皇宫，武帝则在长安城外的甘泉宫中，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
工作组在宫中遍地掘蛊，甚至连武帝的宝座都挖坏了。后宫希幸夫人第一个中招，在她居住的宫室之中挖出了人偶。外围清理干净以后，江充把矛头对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倚仗着有武帝的支持，他们肆无忌惮地在皇后和太子宫中到处开挖，挖得沟壑纵横，皇后、太子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
这哪里是调查，这特么是土拨鼠再世啊！
面对如此羞辱，卫子夫和刘据的恼怒愤恨之情可想而知。可是江充的后台实在是太硬，而自己目前的地位和处境早非当年可比，明明知道这帮人就是冲着自己来的，偏偏无计可施，一点办法没有。
如果我兄长卫青在世，这等宵小之徒岂敢如此猖狂？
所谓世态炎凉，人心如蛊，大抵如此吧。
难道三十多年前陈皇后旧事，又要在我卫子夫身上重演一遍吗？
面对着一片狼藉的宫室，皇后心头，已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阴霾所包围。
五、长安大战
事情走到了这一步，江充已经无法回头。
他用数万百姓的生命，铺就了通向皇宫的道路，又用希幸夫人的生命，铺就了通向皇后、太子寝宫的道路。
现在，皇后和太子宫中有没有埋着人偶，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江充，终于以一个裁决者的姿态，站在了皇后和太子面前。
“在太子宫中，发掘出很多人偶，又发现了记载着大逆不道言论的帛书。应当将此事据实上报陛下。”他志得意满地对调查组其他成员道。
其他人沉默无语。当初受陛下委派参加调查组，以为不过是一件寻常的差事，没料到事情居然会闹得这么大，如今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交给江充。至于那些沾满了泥土的桐木人偶，谁还会关心那到底真的是太子埋下，还是江充栽赃陷害呢？现在看来，江充早就计划好了每一步，此人用意之险恶，心机之深刻，计划之周详，手段之残忍，步骤之繁复，实在远非常人所能想象。
“幸好我不是他的敌人。”大家都这样想。
现在，证据确凿，皇后、太子行巫蛊之术，诅咒皇帝陛下，大逆无道。只需将此调查结论上奏天听，皇后和太子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完美地按照计划在进行，只差最后一步，江充就可以完成他人生中的最大事业：一个草根平民，只要努力奋斗，也可以把天潢贵胄拉下马！
然而，江充千算万算，终于还是少算了一点。
这一点，就是人心。
人心是会变的。
是的，太子刘据为人宽厚，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深宫之中，七岁被立为太子之后，在武帝的关爱和卫氏家族的护佑之下，太子之位十分巩固。后来即便是卫青、霍去病纷纷去世、皇后宠浸衰，毕竟卫氏余威仍在，武帝也还顾念着往日情分，故而在继承帝位的问题上还没有碰到太大的危机。因此，刘据一直没有见识过大风大浪，没有体验过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无论在胆识、谋略、气魄和斗争手段上都还不成熟。江充也正是通过这点料定太子在他面前只会乖乖束手就擒。
可是狗急了还会跳墙，何况是人？人心，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多变、最难以预料的东西了。
刘据一开始确实被联合工作组的气势给吓住了，尤其是自己的寝宫中莫名其妙的挖出一堆桐木人偶之后，他更是方寸大乱。情急之下，他找来自己平时最亲近的人——少傅石德，商量对策。
石德却给刘据出了个馊主意。他是这样说的：“今年年初，前丞相公孙贺父子因巫蛊之事，被陛下诛杀，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和您的表兄卫伉也受牵连而死。今天，工作组在您的寝宫里挖出了人偶，到底是他们故意栽赃陷害您，还是您自己埋的，您已经百口莫辩，说不清楚了。依老臣之意，您不妨以皇帝陛下的名义，把这帮人抓起来，先斩后奏。况且，陛下如今身患疾病，且在甘泉宫中，皇后几次寄去问安的书信都没有得到回复，陛下此时是不是还在人世，都难说得很，如今奸臣横行，太子您难道不想想扶苏的事情吗？”（公子扶苏是秦始皇长子，秦始皇去世后被二世、赵高矫诏逼令自杀）
这个主意确实很馊。江充等人，再怎么说也是武帝派出的钦差大臣，奉诏行事，代表着武帝的权威，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汉律中，矫诏是十分罪大恶极的行为，即便是太子亦不能例外，刘据如果假借武帝的名义将江充等人诛杀，即使能够躲过眼前的危机，事后也必定会受到武帝严厉的惩治——冒充皇帝的诏谕，无异于谋反。
所以，刘据不同意石德的意见。他说：“为人子者，怎么可以随便诛杀父皇派出的大臣！不如到父皇面前谢罪，说不定还可以幸免。”他想去甘泉宫面见武帝说明情况，却发现宫门已被工作组控制，出宫的路已被堵死。此时形势已经十万火急，再等下去恐怕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不得已，只得接受石德计策，拼吧！
此时是征和二年七月壬午。
太子刘据派心腹假传诏谕，抓捕江充等一众调查组成员。
事变猝然，调查组一干人等都没有料到平日里宽厚温顺的太子行动如此迅速，因此没有任何防备。
按道侯韩说怀疑诏谕有假，不肯受诏，被当场格杀；御史章赣、黄门苏文趁混乱逃回甘泉宫；江充作为谋主，受到太子人马严密盯防，被捕。
开弓没有回头箭，闸门一旦放开，水势就再也不可控制。母后卫子夫失宠之后，刘据一直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在武帝面前不敢有任何逾越的行为，这才保得太子之位不失，没想到今天忍无可忍之下，直接就触犯了汉律中最为大逆不道的罪行——既然已经触犯，那便不需要再有任何忌讳了，一条死罪是死，再多一条，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太子下令打开宫中武库，取出兵器分发给守卫宫殿的士卒，组织起了一只规模不大的部队，然后告示百官：江充意图谋反。
当卫兵将江充押解到刘据面前的时候，太子心中的怒火不可遏制地燃烧起来。这个人如此奸诈恶毒，离间自己和父皇之间的关系，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父皇春秋已高，如果不是江充设下阴谋诡计，自己只需要再等待数年，也许数年都不用，等父皇晏驾，自己就可以登上帝位，将这狗贼碎尸万段，三族全诛。如今，这一切都不可能了，矫诏之罪，擅发宫卫之罪，斩杀父皇使臣之罪，与谋反无异，父皇是不会放过自己的。做太子做了三十年，苦苦等待了三十年，最后居然是如此结果……想到这里，他抽出腰间长剑，指着江充怒骂：“赵虏！你陷害了你赵国国王父子还不够，还要来陷害我们父子！”
江充反而出奇的平静。事已至此，结局已经注定，自己不会再有任何生还的希望了。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个赌徒，不太可能一直拥有好运气，自己已经赢过好多次，这次输了，也不是太令人意外的事情。况且，太子的下场也不会比自己好多少，这样看来，也不能算全输了吧。稍微有些可惜的是，不能看到自己所布之局的最终成果。他眯着眼睛看了看眼前这个衣着高贵却孱弱不堪、身子因愤怒而微微颤抖的太子殿下，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人啊，从来都不知道人世间的艰难和险恶，这次让你经历一下，就当是给你补上一课吧，我的颈血，就当做给你送行的鲜花好了。
苏文逃回甘泉宫，在武帝面前涕泪横流，添油加醋地一番述说。武帝开始并不相信太子谋反，他分析说：“太子看到调查组进宫，心中肯定害怕，再加上愤恨江充等人，所以才发生如此变故。”英明如武帝，没有去过现场，竟然如亲眼所见事情前后经过一般，实在是令人叹服，然而，在他内心深处，难道就没有故意纵容江充等人如此行事的念头么？自从太始三年，钩戈夫人生下幼子刘弗陵之日起，他难道就没有废除刘据的太子之位，立刘弗陵为太子的想法么？否则，何以把钩戈夫人所居宫室之门命名为“尧母门”呢？可是，多年前卫子夫端庄娴静的笑容，小据儿娇憨可爱的神态还会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那时他才二十九岁，他是何等爱恋这个侍女出身的皇后，何等喜爱刚出生的长子啊。
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之下，他向长安再次派出使者，召太子前来问话。
没想到这使者却是个胆小鬼，他手持皇帝符节，在长安城外逡巡不敢进城，转了一大圈以后回到甘泉宫向武帝禀报：太子确实谋反，要斩臣，臣匆忙逃出，这才保住性命。
这个无耻的谎言终于让武帝相信太子谋反，最后一丝和解的机会彻底消失。大怒之下，他下诏，命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叛。
刘屈氂，中山靖王刘胜之子，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儿女亲家，一个能力平庸、胆小如鼠之人，接替公孙贺成为新一任丞相。刘据初起兵时，刘屈氂在长安城中，惊吓不已，挺身逃命，连皇帝颁发的丞相印绶都弄丢了。武帝对这个宗室子弟又气又怒，他从甘泉宫来到紧邻长安的建章宫坐镇指挥，亲自制定了平叛方略，下诏切责刘屈氂，命令他发动三辅地区（即京畿地区）军队向太子进攻。
刘据这边也是一刻也没闲着。他先是向百官发布公告：陛下在甘泉宫，因病受困，怀疑有奸臣意图作乱。我当举兵，以清君侧。然而守卫宫城的卫士数量太少，刘据假借皇帝命令，释放长安监狱中的囚徒，把他们武装起来，又派遣一个名叫如侯的囚徒带着太子符节征发长水、宣曲的胡人骑兵相助，因侍郎莽通阻挠未果。这时，太子想起了驻扎在城中的精锐部队：北军，他亲自乘车到北军驻地南门外，宣召北军使者任安，并授予符节，命令他发兵，然而任安接受符节之后，闭门不出。刘据无计可施，只好带领手中不多的军队，驱赶四市百姓数万人，来到长乐宫西阙下。
在这里，两军相遇了，一场同室操戈，避无可避。
任何语言也无法描述这场惨绝人寰的厮杀。大汉的军队和大汉的百姓，他们在当权者的驱使之下，如蝼蚁一般相互杀戮啃咬，却不知道杀戮啃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丧失了自我的意志，手中的刀剑无意识地举起，无意识地放下，麻木地收割着一条条性命。杀人，或者被别人所杀，这是他们仅有的选择。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人命贱如草芥。
《汉书·刘屈氂传》记载，“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
六、无人生还
战争，无疑是人类所能够创造出来的最为惨烈的互相杀戮方式。《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
战争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通过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实现己方战略目标。但是，战争的双方，无论谁胜谁负，都不可避免的要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秦赵长平之战，胜利的秦国坑杀了赵国四十万降卒，自己在战争中也元气大伤，“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
武帝和亲生儿子刘据的这场内战，由巫蛊之祸引发，其性质是一场空前残酷的国内政治斗争，死去的都是大汉健儿，损耗的是大汉的元气和实力。在长乐宫前堆积如山的尸体和粘稠如浆的鲜血背后，没有人可以真正笑到最后。
稍微考察一下参与这场政治斗争、或者有意无意被卷入其中的诸多人物的命运，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个结论。
长乐宫之战，太子一方只有极少数的正规军加上刑徒、长安市民，而丞相刘屈氂则有着强大的汉军精锐，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刘屈氂一方对刘据一方完成绝杀之后，刘据带领少数侍卫从长安城南门——覆盎门逃离。守卫覆盎门的是司直田仁所部，田仁原为卫青部属，为人正直有干才，出于对太子的同情、不忍见武帝和太子骨肉相残，田仁打开城门，放太子离去。刘屈氂欲斩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此人也是一员干吏，曾被武帝任命为绣衣使者，巡视天下郡国，打击豪强奸猾，名震天下）劝诫说：“司直也是朝廷二千石的大吏，您要处置他，恐怕得先向陛下禀报才对。”刘屈氂于是释放田仁。武帝知道之后大怒，派使者责问暴胜之道：“司直放纵谋反之人，丞相斩之是按照律令行事，你为何阻拦？”暴胜之惊惧惶恐之下，自杀而死。
北军使者任安，收受太子符节后闭门不出，虽然没有为太子提供军事支持，然而也被武帝斥责为首鼠两端，与田仁一起，俱受腰斩之刑。
田仁和任安，都是当时朝廷中为数不多的人才，出身贫寒，能力出众，两人也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史记》中记载，
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此二人前见，诏问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对曰：“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对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
两人都不愿意卷入这次政治斗争，最后却又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令人扼腕叹息。
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他们俩都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好友，司马迁流传千古的《报任安书》，就是写给这位北军使者的。
太子刘据，出逃至湖县泉鸠里，不久即被官府发现，派兵围捕，刘据上吊自杀而死，两个儿子被官兵所杀。太子门下宾客，都被诛杀，其中跟着太子起兵的，全族被诛。
皇后卫子夫，早在长安城兵败之时，就在宫中自杀。
率兵镇压太子的刘屈氂，和贰师将军李广利密谋拥立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事发，又被内者令郭穰告发以巫蛊祝诅皇帝，以大逆不道之罪被处死，刘屈氂腰斩，其妻枭首，李广利之妻也连坐而死。当时李广利正在出征匈奴，听闻消息之后即向匈奴投降，李氏宗族遂全部覆灭。
巫蛊之祸后数年，武帝终于认识到犯下的错误，了解太子当时只是害怕惶恐，并没有谋反之心，心中悔恨，于是开始大面积清算：江充全家被族灭，黄门苏文在横桥上受火刑而死，在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的，刚开始被封为北地太守，后来也被族灭全家。
在平叛中有功的侍郎莽通，在江充全家被族后担心自己遭受同样命运，于后元元年（前88年）和哥哥莽何罗一起行刺武帝，被发觉后处死。同样立有功劳的大鸿胪商丘成，同年被指诅咒武帝而自杀。
这正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武帝在长安城内建“思子宫”，在刘据自杀处建“归来望思台”，以纪念太子，“天下闻而悲之”。我们无从推知，这是他真的后悔自己当年的行为，还是为了掩饰自己做给天下人看看而已？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丁卯，武帝崩于五柞宫，时年七十岁。继承帝位的是武帝幼子、钩戈夫人所生的刘弗陵，是为汉昭帝，他继位时年仅八岁，霍光受武帝遗诏为辅政大臣，“行周公事”。这位霍光大人，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算起来也是卫氏外戚集团的成员。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没入黄土，当朝阳从白鹿原上喷薄而起的时候，新的一天，开始了。